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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民: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

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 高新民
 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,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条件下,党的群众工作的社会条件与党自身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  一方面,我们有条件做好群众工作。就经济基础而言,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,2010年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,国家综合实力有了巨大提升,为党做好群众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物质资源。就社会保障而言,党的十六大以来,党逐渐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,在社会建设方面加大了改革的力度,社会保障制度逐渐建立起来。就基层管理而言,党的基层组织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,具有强大的组织优势,基层大调解机制开始形成。应该讲,我们今天做群众工作,理论上、事实上都比过去具有更好的条件、更高的技术手段。
  另一方面,群众工作的两端——群众和党的队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使党的群众工作更为复杂,难度也比过去更大。党执政多年来,群众基础发生了多方面变化。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利益多元化、格局复杂化,群众划分为多个不同利益群体。群众的人权意识、法制意识、监督意识较之改革开放前大为提高。群众对干部队伍的社会评价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。社会对领导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。另外,世界政党这两年的变化,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也提出了一些警示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需要我们根据群众基础与党的队伍变化的特点,与时俱进,健全制度,改进群众工作方式。
  
  尊重规律,转变理念,树立“四观”
 
  第一,树立“大群工”观,即群众工作是蕴含于整个政治体系运作之中的过程,党群关系是整个政治体系运转的结果。也就是说,我们所有的工作,乃至个人行为都可以影响到党群关系。
  第二,树立服务观,即以服务作为党政机关、基层组织的重要功能和业绩考核内容。十八大把建设学习型、服务型、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,确定为党建目标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执政几十年,其中遵循的很重要的一项做法就是,无论部长还是议员,每周一晚上必须会见选民,而且在任期内,必须把选民走访完毕。当然,具体的制度,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照搬,但是这种出发点,这种动机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。
  第三,民主与依法执政观。民主与依法执政是群众工作应有的基本观念,也是基本的工作方式。十八大明确地讲,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、维护稳定的能力。这表明,法治能力将成为领导干部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重要内容,事关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,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。
  第四,树立民众权利本位观,即公权力不得与民争利。
 
 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,改进领导方式
 
  执政党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调、公众参与,是中国社会管理大格局。其中党与各类社会组织的关系,是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重要问题,也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的重要内容。如若没有社会组织,就会使得大量的矛盾指向党和政府,因此需要有社会组织缓冲。同时,我国社会组织也需要规范,就是要以法律规范其行为,以社会监督他们,充分发挥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,而不是党和政府直接替代新社会组织的作用。
 
  公正协调利益关系
 
  社会政策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存的大事,社会政策的制定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讨论。这里,民主决策,给各利益相关方以平等的机会介入到决策过程中来,是第一个重要环节。没有这一环节,就没有机会与过程的公正,这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政治制度设计。从党的领导视角来看,改进党的决策方式,健全民主决策机制,更是党的职责所在。帕累托最优原理,是在调节利益关系中,千万不可以忘记的,就是要给同盟者以物质利益,至少不损害其利益,并且要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。也许这会导致决策过程更复杂些,利益博弈更激烈些,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好处,就是大家会相信我们是公正的,这说到底,体现不与民争利。
 
  建立新型的沟通机制
 
  沟通的实质是明确各沟通主体的利益诉求、彼此关系,这在利益多元社会是十分必要的。传统的沟通方式是自上而下、单向度沟通,上级认为有必要时以座谈会、调研等形式自上而下沟通,而新型的沟通机制是双向度的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,沟通双方地位是平等的,互为主体。从全社会来看,有效的沟通方式之一是建立社会对话协商机制。对话协商可以在中央、地方、基层多个层面展开。在基层,近年来出现的基层大调解、社区纠纷调解机制、民怨化解机制也属于对话机制的一部分。
 
  在我们国家,社会对话协商机制已经存在。在北京、上海这种大城市,还有某些二、三线的城市,在很多社区里面有诸如纠纷化解室、矛盾调解室,还有法律咨询室,这都是化解个体矛盾的一种对话协商。
 
  另外,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,这也是一种沟通机制,这一口号的原创地就是云南孟连,这次十八大报告也提了出来。这里需要强调的就是所有的新经验,在它的原创地出现的时候,都是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,所以效果很好。但是,如若我们一刀切地将其推向全国,那就需要深思。农村和城市不一样,小城市和大城市以及特大城市不一样,白领、高科技精英和普通工人、农民也不一样。因此就需要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。同时,还要有一系列的平台、一系列的制度,比如上海杨浦区实施的“一线工作法”就是如此,只有一系列的后台制度配套,才能使直接联系群众发挥最大的效应。
 
  工作方法、手段,灵活、多样、权变
 
  群众工作方式千差万别,从大类上讲,用不同标准衡量,可分为权力与非权力方式、民主与法制的方式,等等。从具体方法上讲,可以具有手段多样性(制度、组织、文化等),形式现代化、大众化等特点。但所有的方式方法,无非激励与惩戒结合、教育与制度约束并用、自我管理(社会自治)与国家管理并存,等等。在信息化时代,可以充分运用高科技提供的一切手段、渠道,如互联网留言板、热线电话等,及时了解群众意见,排查矛盾,解决群众困难。但一切高科技手段的运用,最终还得依赖各级领导机构的重视,因此,关键在领导。
 
  进一步强化各级党代表和人大代表的作用
 
  党代表、人大代表是联系执政党、公权力与民众的桥梁,代表们可以在群众工作中起到制度化表达群众意见、调解社会矛盾等作用。对此,有些地方做得还不错,像深圳蛇口,就是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,三者共同组建成工作室,每周都有会见,并且有明确分工。
 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,加强党风廉政建设,树立执政党良好形象,对于群众工作具有极重要的意义。群众往往通过身边的领导者、党员判断党的性质,评价党的工作。如果群众对党风廉政不认可,群众工作就会无效。因此,加强党风廉政建设,对于长期执政的党尤为重要。实践中,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拓宽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域,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结构中;另一方面需要依靠群众,以社会权利的实现来解决党内监督体制薄弱的问题,在群众监督中获得群众认可。
  总之,群众工作事关党的群众基础是否会流失。在今天的背景下,社会的群众基础变了,党自身也变了,需要我们有一个大的转变,才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的需求。
(摘自 《光明日报》)